二胎宝宝上学了 幼儿园席位紧张

2019-01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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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16日晚,在北京市一所规模中等的私立幼儿园门口,大量的家长在等待孩子放学。此外,还有不断前来询问学位情况的尚未入园孩子的家长。


张女士是来“捡漏”的家长之一。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,她想把孩子转入这所幼儿园,却被招生办负责人告知所有的班型均已满员,尤其是招收了很多二胎宝宝的小班。想要入园,只能等待3月后可能出现的空位。


上述招生负责人告诉记者,“现在登记已经晚了,想在今年秋季成功入园的希望不大,有家长从孩子一出生就来登记了。”她表示,2019年入园的二孩将会更多,学位也会更紧张,“如果2018年有200个需求,那今年可能就有400个。”从2014年的“单独二孩”,再到2016年的“全面二孩”,人口政策的变化,为我国带来了出生人口小高峰。数据显示,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达1786万,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,二孩及以上占比超45%;2017年,政策效果继续显现,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.2%。生育小高峰给我国现存的教育资源带来了冲击,而学前教育最先体会到这种压力,其次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、初中。


不过,这股“婴儿潮”只是短暂的。生育基础的削弱及成本的约束,正在阻碍年轻人生育意愿。虽然2018年全国的出生人口数据尚未公布,但一些已公布数据的城市已传来新生儿减少的消息。有学者预计,2018年出生人口数量或继续下降。


而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来说,出生人口数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。随着生育堆积效应的消退,生育水平下行,教育格局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?又该如何应对?


二胎宝宝上学了


“我们刚开园不久,学位还没招满,但确实已经有很多二胎宝宝了。”在另一家定位更为高端的私立幼儿园,招生办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
据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,近五年来,二孩出生数不断攀升,由2013年的511万提高至2017年的883万。其中,放开“单独二孩”后的第一年,即2014年,二孩增量达95万。2016年放开“全面二孩”,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,明显高于“十二五”时期平均水平。2017年,二孩增量达162万。政策效应影响显著,使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创2000年来的新高。


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孙百才告诉记者,出生人口数量直接决定了教育需求,因为人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。


一般来说,新生儿在3年后上幼儿园,6年后上小学,9年后上初中。二孩生育的小高峰对教育市场的影响,要在数年后方能体现出来。现如今,幼儿园率先感觉到了紧张。


孙百才表示,2000-2014年,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,上下波动不会太大,最大的波动不过是40万左右。但2016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加了131万,这对未来教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。


“从新生儿数量占学前教育招生数的比例来看,此前的比例在百分之二点几以内(以2017年招生数计算),教育系统可以自我调整正常解决。但2016年的占比达6.8%,还是有冲击的。”孙百才说。


人口学者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则表示,二孩生育高峰带来的教育资源紧张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,因为此前计划生育在大城市执行得比较严格,政策调整后生育反弹也比较厉害。有关部门应通过扩容等方式提早做准备。


此外,记者了解到,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的普及率约为80%,未来还要进一步提高。按照国家计划,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85%,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(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)要达到80%,2035年要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。


为了应对二孩生育高峰需求和提高学前教育普及率,全国多地打响了一场增加学位的“战役”:北京2018年新增学前教育学位3万个,2019年拟再增加3万个;“二孩大省”山东每年要新建、改扩建2000所以上幼儿园,新增50万个以上幼儿园学位;四川成都则到2035年要新增规划幼儿园约1000所,增加学位30余万个。


值得一提的是,在幼儿园过后,这种紧张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传导至义务教育阶段。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,近年来我国小学、初中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。


孙百才认为,小学、初中数量减少与此前我国出生人口减少密切相关。而新形势——新生育高峰的出现,同样为义务教育规划带来挑战,因此要未雨绸缪,提早谋划,尤其是在人、财、物方面的资源配置。


“一孩都不生”下的教育困境不过,尽管二孩出生数接连增加,但2017年的一孩出生数却创近五年新低,这拖累了2017年整体出生人口的下跌。严峻的现实已经出现——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,既无一孩,又谈何二孩?


而为了使生育率保持在人口世代更替水平(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持平,不增不减),仅生育一个孩子是不够的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,女性初婚、初育年龄不断推迟,生育意愿下降,出生人口继续下降已是大概率事件。


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指出,新生儿持续减少,很多学校、机构可能面临关闭。中国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,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,但大城市的规划却低估了需求量,很多人生活在城市中,子女却遭遇学位不够,人满为患。而反观小城市、农村,却有大量的学校在撤并。


黄文政则认为,出生人口下降对大城市教育资源紧张的缓解极为有限,因为人口还是会向大城市流动,但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学校,可能要面临着并校、拆校。


以位于东北的一个人口约为50多万的县为例,市民黄女士告诉记者,身边生二孩的家长并不多,除非家里条件不错。县里有私立、公立和农村幼儿园,资源并不紧张,相互反而需要争夺生源。


事实上,撤点并校并不新鲜。2001年国务院颁布《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,要求各地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”,大量生源少、效益低的农村中小学被撤并。尽管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,提高办学质量,但“一窝蜂”、“一刀切”也带来了诸多问题。现如今,一旦出生人口持续下降、农村继续空心化,更多学校将面临着“空巢”的危机。


“以前村村有学校,现在五六个村一个小学却招不满。撤点并校后,很多学校距离很远,增加了孩子的上学成本,小学就寄宿父母也不放心,只能去陪读,教育成本随之提高,而成本提高反之又阻碍了生育;但如果不撤并,又没有那么多生源,这是个两难的问题。德国的经验是为了鼓励生育,倾向于保留学校。”易富贤说。


黄文政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,他认为农村学校的努力方向,应该是小班制和提升教育品质,而非把学校撤并掉。


另外,孙百才认为,出生人口不仅决定了教育需求,教育资源的配置也会促进人口再生产,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。记者了解到,现如今我国教育成本较高,教育问题也最让父母“心累”,有家长调侃称:“不写作业母慈子孝,一写作业鸡飞狗跳。”易富贤认为,如果想鼓励生育,教育改革首要关键。首先,即便没有生育小高峰的出现,也应该增加投入兴办幼儿园、托儿所,从国际经验来看,早期教育投入比例越高,生育率越高;另外,应该通过缩短学制等方式,降低教育成本。


那么,面对影响初显的生育小高峰和随后可以预见的新生儿减少,教育资源该如何合理配置?孙百才建议,各级政府应公布清晰、详细的教育和人口数据,加强研究和规划,对学龄人口变化提前做出研判;在教育管理体制上,应增加省级统筹的因素,以应对县级规划能力不足;城市也应做好规划,在建设小区的同时配套学校;另外,也不应忽视人口流动这一影响因素,根据人口地理空间迁移和城乡流动趋势,对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判和调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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